不過,雖然糧票的用處已經不大,但要說現在人們都不差錢,那也不可能。

很多國營廠鐵飯碗的工人,即使工廠不開工了,也沒有那個魄力走出舒適區。

特別是年齡三四十歲以上的工人,更是如此。

以前的工廠將工人們的衣食住行全部包攬了,他們從小到大都生活在工廠這個小社會里,有的人甚至一輩子都沒離開過廠區的範圍。

對外面的世界,他們是恐懼的,他們寧可拿着最低保障工資勉強撐着,也不願意走出去,尋找新的出路。

但他們都不清楚,現在的財政收入已經處於赤字狀態,其中大部分收入都被拿來給他們發工資了。

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很多,只有當社會的發展倒逼着他們去改變,他們纔會邁出第一步。

“我聽說,上個月發工資遲了三天?”這是孫志偉問的話。

“恩,你剛回來就知道啦,是佳佳告訴你的麼?”

“不是,這個月佳佳太忙了,忘了給我領工資,結果單位裏就剩我一個人沒領,搞得財務那邊沒辦法軋賬。”

“這不,上午財務室的劉姐都找上門來了,我是自己去領錢的時候聽她們說的。”

“其實這也不是什麼祕密,主要是稅務的劃分出了問題。”

孫志偉聽他這麼一說,也明白過來,這是要改稅制了,恩也該改了,國家沒錢什麼都幹不了。

這個年代有一個特別的名詞叫做“承包”。

“承包”這個詞最早的時候出現在小崗村的大包乾,“聯產承包責任制”就是從這裏面來的。

這時候的農村裏,有句話叫做:“交夠了國家的,留夠了集體的,最後都是自己的”。

大包乾政策讓農村的生產積極性一下子提高了。

有農村的成功案例在前,承包制又被引入企業管理中。

在當時,承包制如此受青睞,一大原因是它符合漸進式改革的思路:在不改變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前提下,依然可以調動生產積極性。

在這種“無所不包”的氛圍裏,“財政包乾制”引入稅收系統,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。

這個“財政包乾制”跟農村的“土地承包制”是類似的,地方上以省爲單位,每年上交固定的稅收給國家,多餘部分全部留在地方。

這種財政包乾制制度,也確實調動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。

這幾年上馬了很多大基建項目,像三北防護林工程,三峽工程這些大型工程,都是惠及全國的項目,也都需要海量的資金投入,國家沒錢怎麼行呢。

“不是說今年已經在談了麼?你那有什麼消息麼?”

“是在談了,我沒有新的消息。不過,這事情是明擺着的,稅收重新分配也是必然的。”

孫志偉不清楚中間的過程,但他很清楚最後的結果,結果就是明年出現了兩個稅務局:國稅+地稅。

正是從明年開始,國家的經濟狀況才明顯好轉起來,很多大項目也都從明年開始啓動的。

兩人在辦公室中侃大山,轉了一圈又談回到蘭花上面,這時候許一民問了孫志偉一個問題。

“志偉,你見多識廣,有個問題我想請教你一下。”

“你說唄。”能幫得上許一民的話,孫志偉是很樂意幫忙的。

“去年我的小兒子班也不上了,跟一羣狐朋狗友跑去了海南炒房子,聽說那邊的房價已經貴到七八千一個平方了。”

“我總覺得這個事情有點不太對,海南的房價爲什麼會那麼高,比京城都高,這怎麼可能,那邊纔有多少人。”

“雖然他給我帶了蘭花回來,我很高興,但我對他在海南的事業總是不太放心。你說我該不該喊他回來?”

許一民雖然不懂經濟,但也知道天下沒有白喫的午餐的道理。

孫志偉聞言沉吟了一下才問道:“你說的小兒子是不是學經濟學畢業的那個?”

“對啊,學經濟的,還出去呆過三年,前年回來後我就給他在財政那邊找了個位置。”

現在的大學生畢業後,出國鍍個金實在太正常了,一旦鍍金後再回來,就會身價百倍,各個單位都搶着要。

許一民有這個資源,也有這個財力,供自己的兒子出國讀書,自然也不能免俗。

“可這小子在外面呆的時間長了,心就跟長了野草一樣,在單位裏根本呆不住。”

“他居然私下裏自己辦了停薪留職手續,就跟着人跑海南去了。”

許一民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懊惱樣子,如果他的小兒子現在就在眼前,怕是要捱上幾皮帶。

雖然孫志偉知道海南的房地產泡沫,崩潰就在今年,但他也不會直接貶低人家的親兒子,疏不間親這個道理他還是懂的。

“他既然是學這個的,那就說明,海南的房產泡沫他自己肯定是能明白的。”

“老許,跟海南投機炒房的情況類似的事情,別的國家也出現過,你應該知道的。”

“你是說...小日子那邊?”許一民聽他這麼一說,立即就反應了過來。

前幾年東京房產泡沫被戳破的慘烈,他也有所耳聞。

當年,他從反饋回來的情報的字裏行間中,彷彿都能看到那些破產後墜樓的人。

“不止小日子,在小日子之前還有很多國家都出現過類似的情況。”

“1923-1926年間美國的佛羅里達州就出現過房地產泡沫,特別是邁阿密地區。”

“當時佛羅里達州的地價也跟現在的海南似得,瘋狂上漲。”

“等到泡沫破滅的時候,許多投機者破產,銀行系統也受到重創,房地產價格暴跌50%-90%。”